兵法对企业的借鉴作用主要是在经营方面，比如“兵贵胜不贵久”告诫经营者要快速果断，速战速决，雷厉风行，不要优柔寡断，拖拖拉拉；比如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”启示经营者决策的依据是预测，而预测的依据是信息；比如“居常虑变，处易备卒”提醒经营者在正常情况下要考虑到可能的事变，在顺利的环境下，要防备应付突然事故；等等。  

现代企业管理首先是一种制度治理。表面看起来，法人治理结构是规范企业的组织制度，实际上它要解决的是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问题，是调整企业各方参与者的关系，而这就同军事“兵法”拉开了距离。说到底现代经济追求的是参与各方的共赢，而战争只能是一种零和游戏，正如麦克阿瑟所言“在战争中没有‘胜利’的替代品，如果你输了，国家也完了！”（Inwarthereisnosubstituteforvictory,ifyoulosethenationwillbedestroyed.）  

然而不可否认，企业管理与军队管理之间的确又存在某些天然联系。英国学者尼克逊认为现代管理中的许多观念与技术来源于军队，美国管理思想史家克劳得·小乔治在论及早期军事家对管理的贡献时说：  

如果我们把工业组织的管理同军事机构的管理相比较，就会发现在管理上取得成功的主要条件是相同的。管理中的一些重要因素——纪律授权、区分直线人员和参谋人员，有许多是从军事上移植过来的。事实上军事学对管理学的最大贡献就是组织科学。  

除了强调组织纪律性这一点，中国古代军事家阐释的“天时地利人和”思想对企业管理也很重要。  

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梅奥指出，人类工作的主要动机不仅是经济利益，不能把人看成单纯的“经济人”；人工作的主要动机在于工作的社会关系，只有社会的需要和自我尊重的需要才是激发工作的动力，要把人看作是“社会人”。管理者只有从重视人的社会属性，注意满足人的不同需要出发，才能激发人的动力，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。  

行为科学从人的本性和心理出发，强调在任何协作性的工作中，人是第一位的，管理的重点是个人工作的动力和个人与他人的相互关系。其实质是“以人为中心”，通过重视人、关心人、满足人的不同需要，处理好人际关系而“管人”。  

而这正是孙子的“人和”思想：只有上下同心协力，只有全体人员朝一个目标努力才能不断进步。  

曹操也是人和理论的虔诚信奉者，《三国志?魏武帝纪》中记载着袁绍和曹操的这么一段对话：  

袁绍问曹操：“若事不辑，则方面何所可据？  

曹操：足下意以为何如？  

袁绍：吾南据河，北阴燕、代，兼戎狄之众，南向以争天下，庶可以济乎？  

曹操：吾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御之，无所不可。”